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比秦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

五谷--汉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使得这一时期谷物种植业得到较快发展,主食种类更为丰富,主要包括粟、黍、稷、麦、稻、菰米、荞麦、青稞、芋、高粱、等等。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汉代家养的六畜中经常被食用的是猪和鸡。猪之所以成为祭祀时的祭品,仅仅因为其“易得”,说明猪在汉代已经是人们大规模圈养和食用的一种家畜。《汉书·货殖传》记载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之内可以宰卖牛、猪、羊千头,说明除了猪肉外,牛羊肉也是汉代主要肉食来源。养羊业在汉代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也使得羊肉成为一般平民也可以摆上餐桌的食物。

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

蔬菜,是汉代人饮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除了调节口味之外,在饥荒之年甚至可以用蔬菜和水果来代替主食度过灾荒。汉代的蔬菜种类很多,包括葵、韭、葱、薤、蓼、苏、姜、芸、蒜、荠、芥等等,蔬菜种类的增加,也进一步标志着汉代人们饮食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西汉开始,由于果树栽种技术和园圃农业的提高和发展,果树品种明显增多,政府甚至专门设置了掌管水果的官吏“果丞”。《史记·货殖列传》有言:“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可见在汉代,果园种植的规模非常之大。除了先秦时期已知的桃、李、枣、杏、棘、梅、梨、栗、榛、桔、柚之外,还有枇杷、樱桃、沙棠、甜瓜以及产自岭南地区的香蕉、龙眼、荔枝、甘蔗、椰子和从西域传过来的葡萄、石榴、西瓜等等。


汉代饮酒风气盛行,无论是宫中饮宴还是日常在家中自饮自酌、宴请客人,总少不了酒的影子。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积聚,为汉代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汉代人们将粮食酒分为三等,稻米酒为上等,稷米酒味为中等,而黍米酒居于下等。


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比秦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 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梁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

面粉是一种由小麦磨成的粉末。按面粉中蛋白质含量的多少,可以分为高筋面粉、中筋面粉、低筋面粉及无筋面粉。面粉(小麦粉)是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主食。以面粉制成的食物品种繁多,花样百出,风味迥异。

到了汉朝,各种佐料的制作技术已经系统化,开始用复合微生物培养熟谷物,由此产生了“发酵”,这是将谷物制成调味品或酿造谷物的开端。

汉朝的中心位于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能够生产丰富的饮食所需各种材料。汉朝的军队最多时达到百万人,向邻近地域发起攻击的过程,也丰富了自己饮食风格:向北地势高、气温低,生产牛奶;向东是出产盐和鱼的朝鲜;长江以南土地松软肥沃,物产丰富,那里的饮食常伴有酸臭的风味;向西则是土地肥沃、饮食丰富的地区。228年汉朝向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和柬埔寨派驻大使,汉王朝在北面和东面建立了军事防御区,驱使成千上万人到那里居住,因此带去了熟悉的植物和加工烹调用的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