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主食来源也比较多,农作物的种类齐全,例如小米、黄米、水稻、小麦等等,而且对这些农作物的加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粥、炒面、炒米在当时已经不是新鲜的吃法,其中煮粥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制作方式,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辽人除食肉外,间啖麦粥,辽人亦食乳粥。”在辽史中也记载了辽军在出征时每人会炒一斗米随身携带。
到辽代中后期,辽人粮谷食物的制作技术经不断改进和提高,食品种类已大大丰富起来。他们不仅开始制作和食用馒头、煎饼、糕、水饭、干饭等,还能制作出美味可口的酥乳饼、饵饼(带馅糕点)食品。此外,他们还特别喜欢煮制、食用黏性食物,如糯米饭等,辽人食面,不仅能蒸馒头,有时还将面团撵成薄片做成其他食品。
辽代人嗜肉,尤其是契丹族人。其肉类食品的原料来源亦十分丰富。一是取自于他们牧养的各类家畜,如羊、牛、马、猪、驼等。二是源于猎捕的各类走兽、飞禽等,如鹿、天鹅、貔狸、野马、野羊、野兔、野鸭、堆、野燕等。三是捞捕自水里的鱼、蟹等。辽人食肉经历了一个由生食到熟食、由简单宰杀饱腹到制作各种肉食佳肴的过程。不论贵族还是平民,最常见的食肉方式是煮鲜肉。
辽代人所食之干、鲜瓜果品类已经很多。根据文献记载,主要有西瓜、合欢瓜、梨(山梨、楞梨、棠梨、压沙梨)、海棠果、枣、杏、桃、李(郁李子)、柿、樱桃、石榴、葡萄、榛子、胡桃(核桃)、松实等。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辽张文藻墓内,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栗子、梨子、葡萄、枣子等果品实物。瓜果大多为鲜食。
辽代人食用的青菜有于园圃中种植的蔬菜和于田野中采摘的野菜。契丹之初,尚不知种植蔬菜,只采食野菜。如,“铁角草,采取阴干,投沸汤中,顷之,茎叶舒展如生。”后来受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他们学会了培育种植蔬菜,并成为主要副食之一。
辽代人很早以前就掌握了酿酒技术。辽人的酿酒业分官酿和私酿两种。契丹贵族们为了满足他们自己饮用酒的需要,在皇都上京城专门建造了酿酒的工场——曲院(官酿)。除了官酿的“曲院”外,还有民间酿酒的小作坊——酒家(私酿)。辽代东京道盛产粮谷,为大量酿酒提供了物质条件。至圣、兴二宗执政时期,东京地区的酿酒业因粮食的增多又有新的发展。除用粮谷酿制的酒外,契丹人还能酿造—种颇具民族风味的“乳酒’,就是用牲畜的乳汁发酵酿成的。
契丹辽地不产茶,辽人饮用之茶全部来自中原或其他地方,是通过贸易、礼赠或贡纳而获得的。辽人饮用之茶主要有饼茶(茶砖)和散茶两种。饼茶又称“团茶”,比较贵重。张舜民《画堤录》云:“有贵公于使辽,广贮团茶。自尔辽人非团茶不贵也,常以二团易蕃罗一匹。”这种“团茶”只有契丹贵族才能享用,普通平民只能饮散荼。此外,契丹人还喜欢饮一种乳茶,以盐与牛乳和茶共煮而成。
提起辽代的饮食文化,不得不提到北方的游牧民族,最早的契丹族便是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其在公元907年建立政权,在当时北方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经过后期的发展,耶律阿保机作为当时的首领建立了契丹国,改国号为辽。由于其自然环境及其地理位置的原因,辽代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游牧式生活和生产方式。在饮食方面不但拥有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也拥有后期不同文化交流造就的饮食文化相融合的特性,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极具有代表性。
宋朝大臣路振在公元1008年时作为使者前往契丹便撰写了《乘轺录》,详细地记录了在契丹参加辽筵席的过程和场景。文中记述的“以驸马都尉兰陵郡王萧宁侑宴,文木器盛虏食,先荐骆糜,用杓而啖焉。熊、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蜕巾,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文中提到的骆糜就是骆驼肉做成的肉羹,濡肉就是指将新鲜的肉放在白水里煮熟的肉块,腊肉就是将肉进行腌晒做成的肉干。一次宴席上记载着如此丰富多样的肉制食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辽代饮食不但种类丰富,制作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在畜肉中,猪肉的蛋白质含量最低,脂肪含量最高。瘦猪肉含蛋白质较高,每100克可含高达29克的蛋白质,含脂肪6克。经煮炖后,猪肉的脂肪含量还会降低。猪肉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可以使身体感到更有力气。猪肉还能提供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猪肉性味甘成,滋阴润燥,可提供血红素(有机铁)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猪排滋阴,猪肚补虚损、健脾胃。